去年12月，余男在嘉人盛典红毯上，轻描淡写地宣布婚讯，语气轻松得像在聊天气。主持人愣了一下，余男扬起嘴角，“想试试家庭主妇的日常。”
48岁的她，依然如二十年前初登银幕时一般——冷静、洒脱，带着锐利的真实感。
她曾与王全安有一段长达十年的恋情。从《月蚀》到《图雅的婚事》，他们共同创造了多部经典作品。然而，这段感情最终在《白鹿原》选角风波中画上句点。
分手后，记者问她：“你现在能重新快乐吗？”她沉默片刻，回答：“还没有，我希望快一点。”
如今，余男已进入婚姻的殿堂，而王全安因2014年的风波逐渐淡出公众视野。
母亲曾是舞蹈演员，对余男要求极为严格。小时候，她数学考了二三十分，回家就是一顿暴打。余男回忆，“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何需要强迫自己做不擅长的事？”
为了少挨打，她曾天真地带同学回家，以为“这么多人看着总不会动手”，结果母亲当着众人面挥起藤条，抽得她小腿青紫。
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，余男过得压抑痛苦。她曾含泪责怪父亲：你为什么给我娶回这样一个妈妈？
上高中后，她开始与母亲对着干，故意晚回家。母亲询问原由，余男一个字也不说。当母亲扬手又想打她，她威胁道，“再打就离家出走”，母亲扬在半空中的手僵住了。
每次跟父母出门，别人都挑好路走，她偏要踩着沙堆坑洼，仿佛不这样就不算“出过门”。
当同龄女孩学芭蕾弹钢琴时，她沉迷嘻哈音乐，用重金属节奏对抗母亲的规训。
母亲希望她能当一名老师，但余男一度想当警察，高考时甚至考虑填报狱政管理专业，试图以最暴烈的选择撕碎母亲设定的剧本。
在美女如云的校园里，她显得格格不入：不爱打扮，常穿磨破的背带裤和旧球鞋；不爱上大课，逃课去资料室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；独来独往，点着蜡烛在宿舍听音乐、读书。
多年后，谢园回忆，在带过的学生中，印象最深的就是余男。“我在讲课的时候，特别愿意对学生提问，但余男就敢于反问，说谢老师，你为何需要问我们这么多问题，一下子把我问愣了。”
老师曾忧心忡忡：“你看你，也不怎么会说话，也没有那种社交的能力，这样你以后怎么能做演员呢？”
那时的她有点胖，加上老师的评价，难免感到失落。直到大四那年，谢园对她说：“你要自信，认识到自己的特点。你已经在缆车上了，别人还在地面上等着。”
他看见一个女孩正在与老师争执。那种野草般的生命力，让他当即想要选她当女主角。
那时，学校号召学生自愿献血。但表演系的老师却规定每个同学都要献血，余男不服气，在教室里与老师争论，双方都有些不愉快。
王全安向老师表白来意。老师说，这些学生都有问题。他指着余男说，我就选她。
1999年，电影《月蚀》上映，余男一人分饰两角：白天是挨丈夫耳光的温顺妻子，夜里化身酒吧抽烟的艳郎。一场耳光戏拍了十二条，她左脸肿着对镜头笑，“再打重点才真。”
《月蚀》在法国多维尔电影节首映，余男拿下最佳女演员奖，王全安则捧回莫斯科电影节评委大奖。
寻找合适的女主角，他借来一台摄像机，为余男拍了一段试镜录像。就没有太多预兆，余男成为了他们寻找了五年的女主角。
当时，余男对这次机会并不抱太大期望。影片的女主角设定在巴黎生活了五年，必须用流利的法语表演，这对余男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导演给了她一篇介绍主人公身世的法语稿，并要求她在三天内能将其背诵流利。
余男没有退缩，她找来一位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朋友，开始一边学习一边死记硬背。
这部电影除她以外的其他演员，都是本地人，她在其中却完全不显得违和。可以自如地表现当地人骑马、骑骆驼、赶羊、熬奶茶、切奶豆腐的日常生活。
在草原上，她对一切充满好奇，心里又很踏实，好像就地生了根。体验生活的3个月，她穿着半新不旧的蒙古袍，围着头巾，和当地人一起生活，每天放羊、熬奶茶，脸也晒黑了。其他演员都是当地的牧民，她渐渐和他们没区别。
最后一场戏拍完，剧组在收拾设备器材，准备回北京。余男还坐在蒙古包里，看着夕阳下的草原，舍不得走，觉得留下来生活一辈子也可以。
在柏林电影节的首映礼后，余男准备上台发言，却被保安拦住。因为形象反差太大，保安没认出眼前这个时尚性感的明星，就是电影中的主角。
“这十年，不管是在电影、生活以及审美上，他想要的是我能给他的，我想要的是他能给我的。我决定分手，原因不方便讲，但如果换成他人，做出这个决定一定比我还早。”
颁奖词中，她说道：“这样一个世界真的很小，我们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分开，又在同一个地方相遇。”
有人将两人比作张艺谋和巩俐，影视上共登巅峰，现实却不得不分道扬镳。凭借几部文艺电影，余男在出道后的10年里，拿了8个影后。
离开王全安后，余男开始尝试新的角色类型，商业片成为她演艺生涯的下一站。
从《杀生》《无人区》到《战狼》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她逐渐摆脱了“文艺女王”的标签，开始挑战更多元的角色。这种转型曾引发外界争议，但余男从不刻意回应。
无论是《杀生》中命运多舛的哑巴寡妇，还是《战狼》中冷峻果敢的龙小云，她总能将角色的生命力注入银幕。“我回忆起来的角色，往往带有一种情绪。她们的生命力，留在了那个地方。”
拍摄《杀生》时，余男饰演一个被村民视为“祸害”的哑巴寡妇。她无法说话，却用眼神和身体语言传递出复杂的情感。
这一角色的成功，给了她前所未有的自信。“以前我总是质疑自己的演技，特别容易自我怀疑。直到演完《杀生》，我才想到自己可以驾驭更复杂的角色。”
在宁浩的《无人区》中，她饰演一个发廊。为了贴近角色，她与发廊妹朝夕相处两周，观察她们对未来的迷茫与渴望。
宁浩要求她抛开文艺片的表演方式，表现出“有意思的真实”。等到正式拍摄时，余男的表演已是最自然的状态，导演甚至无需再多做指导。电影里有一场活埋戏，为了追求真实，余男没用替身，也没有一点保护的方法。她的嘴被胶布封住，双手被捆，无法呼救。现场一锹一锹土埋到脸上，她一声不吭。直到收工回到酒店，她才感到后怕，哭了一整晚。
无论是演律师、杀手、母亲还是，余男始终以极大的投入与豁达面对每个角色。为了电影，她不惧土气与丑陋，也毫不介意自己。她那种“豁出去”的态度，让每个角色都充满了震撼力。
2015年，吴京拍《战狼》时押上全部家当，背水一战。彼时已是“多料影后”的余男，不计片酬出演，力挺吴京。拍《战狼2》时，吴京打电话请她帮忙，她直接说，“行，别说了，没问题。”
其实，吴京与余男的缘分最初并不深。多年前，两人曾在一部电影中有过短暂的合作，彼时并未产生太多交情。
某次，余男陷入舆论风波，外界认为她可能会面临一段停滞期。吴京却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，主动为她澄清。
当时，余男正在健身房锻炼，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六套的采访，画面中，吴京正在麦克风前发言，公开为她辩护。他站在所有人面前，毫不回避地说出真实情况。这一幕让余男愣住了许久。
他们从此再无其他交集。直到有一天，吴京找到了她，问她能否帮个忙，参与《战狼》。
回望过往的合作，无论是角色的投入还是与合作伙伴相处，余男身上始终流露出一种老派的情谊与纯粹。
拍戏时，她投入其中；不拍戏时，她随心所欲。早上睡到自然醒，喝杯咖啡，刷视频、回复信息，偶尔与朋友见面，或者沉浸在美剧的世界中，想走就走，想待就待。旅行不需要提前规划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
她的生活没固定的标准，“想做家庭主妇就做家庭主妇，想去赚钱就去赚钱。你不舒服、难受时，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。”
她有自己鲜明的个性。喜欢的音乐、影视剧也充满了对比感。她私下最爱听嘻哈音乐、看悬疑剧，这些与她银幕上冷峻强大的形象大相径庭。
她坦言，这两者并不矛盾，反而是彼此的调和。“喜欢的东西有节奏感，能让自己会变得平静。那是一种心理的历练。”
然而，在真实的生活中，她是那种让你和她相处一分钟便觉得温暖的人。她总是温和地笑着，看着别人，语速不快，语调轻柔，即便一时找不到答案，也会静静地思考一会儿，再慢慢道出自己的想法，
外界常说她性感，也经常有人问她介不介意这个评价。她淡淡地回答，“我当然不介意。性感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，它是一种专注。越是不在乎，别人就越在意。”
她不喜欢深思命运的复杂性。“有时回忆起自己做得好的地方，会觉得很开心；如果有些地方做得不好，也会觉得有些遗憾。但总体来说，人生没什么澜。”
如果将她的生活拍成一部电影，余男觉得它应该是一部“挺励志也挺开心，甚至有点悲伤”的电影，“但其实，也和大多数人差不多。”
对于感情，余男淡然而坦率。提起前任王全安时，她曾说：“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快乐。”
而谈到当下的婚姻，她的脸上浮现出温柔的笑意，“很开心能这样做自己，能个人选择，想结婚就结婚，想工作就工作。”
她回答，期待不知道，但我心里面，这是幸福的。有人自己背起包就可以走，去旅游。如果有婚姻了，嘛“说走就走”，两个人商量一下，一块走，多可爱啊！干嘛自己呢？
